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伴随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的胜利完成和改革开放的起步，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了良好的发展时期。为全面总结粉碎“四人帮”以来6年的历史，确定党在新时期的目标和任务，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召开党的十二大成为全党的迫切要求。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提前召开党的十二大。

1982年9月1日，中共十二大召开，大会作了题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政治报告。中共十二大的政治报告在文本结构上承袭以往党代会报告的框架和结构惯式，具有主题转换(从“继续革命”到现代化建设)、以历史经验为立论之基与重视政治路线之比较三大特点，在经济建设、精神文明、民主政治、党的建设等方面提出一些新观点、新论断、新思想，不仅实现了向党的八大路线的回归，更以“开创新局面”的基调超越了传统社会主义的许多陈见旧识，从而在党代会报告史上奠定了以“回归与超越”为特征的历史地位。

政治报告的起草工作是十二大筹备工作的重点，报告从开始撰写到定稿几经修改。报告的起草工作是在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下、由胡乔木主持的起草小组进行。中央领导十分重视报告的起草，对报告的框架、内容、写法提出了要求和意见。1982年4月22日,中央领导对参与报告起草的郑必坚提出一些初步设想,主张报告结构沿用以往分经济、文化、政治、党、国际等几个部分的惯例,并提出报告要“有理论”、“有思想”、“有深度”、“有新意”的要求。邓小平也对报告的起草给予了许多指导，5月4日他听取了关于报告起草的汇报，后又在6月25日同相关人员谈了报告稿的修改意见，既肯定了报告的框架，又要求写得精彩些、短些，并指示经济部分可以多改，外交部分要注意策略等。8月初报告稿的轮廓和内容基本成熟，报告稿经8月6日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七中全会审议并通过，决定提交党的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审议。根据七中全会讨论的意见，起草小组对报告稿进行了修改和增删，并由胡乔木在8月21日致信政治局常委、政治局、书记处成员予以说明。8月25日，邓小平再次审阅了报告修改稿，根据邓的意见再经修改后，报告定稿。8月30日，中共十二大预备会议召开，通过了政治报告在内的三项主要议程。

中共十二大报告中没有直接涉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命题，但邓小平在开幕词中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重要命题。他说：“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中共十二大报告虽然没有明确使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概念，但是报告紧紧围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外交和党的建设方面，确定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纲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确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共十二大提出了党在新时期的总任务，这就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一新时期的总任务，经过修改和完善，后来成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围绕新时期的总任务，十二大规定了各方面的具体任务：促进社会主义经济的全面高涨；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把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坚强核心等，从而揭开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篇章。

因此，中共十二大报告“标志着党成功地实现了具有重大历史性意义的伟大转变。它开始把中国带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的政治轨道，并以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而永远载入史册。”邓小平高度地评价了这次大会的历史地位，他说：“回顾党的历史，这次代表大会将是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的一次最重要的会议。”

但是在中共十二大召开的时候，改革开放仅仅走过了四年的历程，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还是比较肤浅和抽象的。受时代的局限,十二大报告也有一定的理论不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先作为道路问题提了出来。但这时，全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概念的认识还是比较模糊的，十二大报告提出的“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还只是停留在周恩来总理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的层面上；此外，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提法虽然出现在报告中，但没有展开正面的论述，也没有成为制定路线的依据；最后，报告中关于经济体制的改革仍没有突破计划经济的框架，商品经济与市场机制仍在严格限定的范围和条件下发挥作用等。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与认识的发展深化,中共十二大报告中的上述不足逐渐被后来的党代会报告所修正。